近日，北京市接訴即辦改革研究中心、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科研處主辦 “北京市接訴即辦改革理論研討會”，匯聚了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武漢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市委黨校、北京市大數據中心等單位的知名學者和政府管理者,以北京市接訴即辦改革為樣本，圍繞“數據治理”與“基層治理”兩個專題，開展多學科研討和交流。以下摘登部分專家觀點,以饗讀者。

數據治理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長聘副教授孟天廣：

政府對公民意見的持續性回應是任何現代政治系統的基本功能之一。北京市“吹哨報到”和接訴即辦改革是體現民意-政策鏈接的既包括程序民主也包含實質民主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獲得了中央的高度肯定。

從發生學角度，“吹哨報到”改革是“自上而下”啟動的城市治理實驗，經由169個街鄉的階段性試點，后推向全市。通過對試點階段169個試點街鄉和164個其他街鄉的政策實驗分析，可以發現“吹哨報到”改革顯著縮短了政府回應時長，但也存在市區級更關注實質性回應、街道辦更關心程序性回應的改革效應異質性。

作為“吹哨報到”改革的深化，接訴即辦改革是融合了“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發動的城市治理革命。在數字時代的大背景下，接訴即辦以人民為中心，由市民訴求所驅動，鏈接了市民與城市，實現了數字技術“賦權”社會和“賦能”政府。通過數據全面感知城市運行，並經由大數據分析，助力城市問題診斷、城市風險預測、政府回應績效評估、政策干預效果評估。相比城市大腦、智慧城市、數字孿生等以物為中心、強技術依賴的物感城市治理模式，接訴即辦作為人感城市的代表，以人為中心，通過調動市民參與積極性，有利於構建政社協同治理共同體，更能發揮制度優勢。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易承志：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超大城市面臨著人口體量大、流動性強、社會復雜性高等諸多挑戰。城市化建設需由傳統規模擴張式和外延增長式的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正如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所強調的“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2020年9月，上海市通過“一網統管”平台實時數據指揮城市運行，建立了“三級平台、五級應用”的運作體系，“一屏觀上海、一網管全城”，實現了線上線下協同高效處置“一件事”。同時，上海推動城市精細化管理在政務服務領域“一網通辦”，強化制度建設提供堅實制度保障，聚焦流程再造推進整體政府建設，促進數據共享優化公共服務，強調用戶體驗提升服務質量，構建永不打烊的智慧政府。此外，在數字治理領域，還涌現智慧社區、智慧養老等多方面應用，如萊頓小城利用智慧社區建設治理偷盜、群租等問題，成功實現“零偷盜”“零群租”。

然而，上海超大城市數字治理在理念、制度、結構與流程方面還面臨諸多挑戰，如共享理念不足、開放理念不足、聯動理念不足、整體理念不足等，在治理制度、治理結構、治理流程方面也需要優化。應通過理念重塑、制度建設、結構創新、流程再造、技術嵌入等路徑進一步優化超大城市數字治理。

北京市大數據中心黨總支副書記、副主任石志國：

“大數據”具有價值高（Value）、體量大（Volume）、速度快（Velocity）、種類多（Variety）的4V特征。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人類正從依靠自身判斷做決定到依靠數據做決定的轉變，因此依靠大數據是新時期實事求是的體現。

北京市級大數據政務雲為2（信創雲、服務雲）+1（災備雲）分區部署，包含人口庫、法人庫、証照庫、空間庫四大數據庫，近1000億條數據。城市級數據管理包括數字世界的全域數據和物理世界的全域場景。全域數據響應全域場景，全域場景驅動全域數據。全域數據經過原始層、清洗層、標准層、圖譜層、應用層的清洗，可以授權給各領域場景使用。為了更好地支持相應領域的城市治理，北京市大數據中心近年來開始分主題建設數據專區，並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數據的共享。而在數據應用方面，主要體現為大數據平台和領導駕駛艙。其中，大數據平台是全市大數據資源共享的總通道、總樞紐、總基座，也是中心各類數據的實際存儲地點。而領導駕駛艙是市級政務部門統一的領導決策大數據綜合應用服務平台，面向用戶提供城市運行監測、問題預警跟蹤、專題分析研判和決策指揮調度等信息和功能服務。

北京大數據中心圍繞政府數據和社會數據的匯聚管理，業務覆蓋政務雲、數據治理、平台管理、數據應用和數據開放的全生命周期，同時貫穿數據安全管理，並兼顧北京市信用體系建設和信息化項目評審。未來大數據中心將更好地發揮對外支撐作用，為各類單位的工作提供支撐。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

接訴即辦入選2019年度十大熱詞，熱的是民心。北京作為首都，超大城市治理需要政府治理轉型，總抓手就是“接訴即辦”。《北京市接訴即辦工作條例》頒布施行，僅用了半年多時間即實現了“閃電式”制度化。透過12345熱線感知自下而上的民意訴求﹔運用“書記抓、抓書記”自上而下逐級傳導壓力，建立起跨部門協調橫向到邊、跨層級聯動縱向到底的全方位立體監督網﹔智能數據分析系統基於“三率”考核對市區鎮三級進行“四類”排名，持續不斷糾錯、學習、優化和迭代，實現了“民呼我應”的巨大變化。

“接訴即辦”工作績效的背后機理是績效反饋，也即組織學習，通過歷史績效差距、社會績效差距比較與相互學習，構建起官僚控制與問責的壓力型體制，使“接訴即辦”落到實處。如東城區和西城區，同屬核心區，各方面類似，在“接訴即辦”中績效排名展現出“賽馬效應”的“雙城記”，推動了基層政府的社會治理。從台北市1999市民當家熱線、香港的“1823”、新加坡的“一聯通”、美國多地的CitiStat項目等國際實踐看，市民熱線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政府的響應力方面，還在績效治理方面具有潛力。然而，以市民熱線作為績效管理工具，在運用中還需警惕成本、效能、可持續性等方面的問題。

基層治理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

十八大以來，基層治理逐漸從粗糙走向精細化，同時越來越強調包容性治理，越來越注意群眾滿意度。然而，基層治理依然面臨著多重困境。一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二是基層組織的剛性增加與彈性不足﹔三是基層的合法性與效率問題突出。在此背景下，北京“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平谷實踐，實現了以下治理變化。一是解決了“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二是基礎工作建立了問題清單、權責清單和績效清單“三個清單”制度，讓“吹哨報道”有的放矢。三是實現機制上有突破，黨建引領，統攬全局，協調各方，並賦予街道、鄉鎮吹哨權，及推動人員、資源及職能下沉。四是積攢了依法治理經驗。“吹哨報到”機制本質上是讓執法力量更好地在基層治理過程中發揮作用，實現了依法治理。

未來基層治理改革的方向，一是不變體制變機制。體制要有穩定性和持續性，實踐証明，黨政統合制和上下分治共同架構的基層治理體制，是合理有效的。而機制是基層探索的重心，應該堅持問題導向，使其具有靈活性。二是堅持屬地管理原則。基層事務尤具特殊性，多是細小瑣碎難以處置的“剩余事務”，不適合納入整齊劃一的部門行政范疇。這類事務，要麼依賴於兜底部門，要麼依賴於屬地政府。三是堅持綜合治理。綜合治理是社會治安管理的優良傳統，也是基層治理的重要方法，應通過專群結合和多元共治，實現基層的綜合治理。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曾渝：

接訴即辦改革通過加強人民民主的競爭性增強政府的回應性。從民主理論出發，可以發現選舉民主和政府回應性之間存在一定悖論。緩解局部不充分競爭帶來的有限回應性問題的路徑之一是增加跨區域競爭，通過上級權威使全體回應性作為府際競爭的標准。北京市接訴即辦正是這樣一種政府回應機制的改革，其中接訴即辦對應事后回應機制，未訴先辦對應事前回應機制。

接訴即辦體現的人民民主以中國政治實踐為源。以人民為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北京接訴即辦來講，公民參與是對人民民主最好的詮釋。民呼我應，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的民主，因而具有廣泛性;人民群眾在表達民意訴求之后可以進行評判，為市民與政府建構起了制度化的鏈接與溝通渠道，推動政府與社會的協同治理，具有議行合一的高效性、即時性﹔北京接訴即辦暢通了人民民主渠道，最終服務於維護人民的福祉和人民尊嚴的核心，具有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特性。

中共中央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張克：

長期以來基層治理面臨民眾抱怨和政府為難的普遍困境。針對這一困境，十九大以來基層有不少治理改革實踐，如北京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和接訴即辦、未訴先辦，上海的“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浙江的“最多跑一次”等。這些改革在理論上遵循整體智治的邏輯，即整體性治理加智慧治理。

以治理理念、治理機構、治理機制、治理績效、治理工具的五維分析框架對北京、上海和浙江三地改革實踐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三地改革在組織架構、治理載體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但依然存在若干共性規律。一是在領導體制上，發揮黨建引領的制度功能，以一把手工程推進整體性治理，構建中國特色的整體政府理論敘事。二是在價值理念上，人民中心論超越顧客中心論，注重干群互動。三是在推進機制上，前台聚合一口對外，中台整合樞紐調度，后台集成數據支撐，實現流程再造。四是在技術保障上，數字化是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前提。五是在考核評價上，注重運用現代績效管理理念構建管理閉環，實現橫向部門和縱向屬地全覆蓋。六是在改革過程上，走向快速反應、小步快跑、迭代創新的敏捷治理模式。可以說三者的改革是各自努力、頂峰相遇、殊途同歸。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副教授談小燕：

習近平關於新時代基層治理重要論述的內涵有黨的全面領導論，以人民為中心論，治理中心下移論，簡約高效論和治理共同體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9次視察北京，16次發表重要講話，對北京城市治理提出了新部署。建設和管理好首都，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准確把握首都和超大城市治理的發展規律和階段性特征，把握好首都基層治理研究和實踐的本體論和方法論。

接訴即辦改革分“吹哨報到”、“接訴即辦”和“主動治理”三階段漸進性開展。吹哨報到側重組織體系改革、接訴即辦側重治理目標聚焦和流程再造、主動治理側重重點治理和系統治理。改革的內在邏輯可以從價值重塑、組織變革、制度集成三個維度來闡釋。在價值重塑方面，接訴即辦是以人民日常生活為中心。關注老百姓急難愁盼的關鍵小事，從若干具體問題和訴求抽象出來，聚焦到現實的人，轉向日常生活的邏輯﹔在組織變革方面，通過賦權、下沉、增效做實做強街道，治理結構轉向扁平化。通過12345熱線居民表達訴求，市、區、街道聯合報到，實現扁平化治理﹔在制度增效方面，通過“每月一題”，不斷增強制度的目標性和針對性，形成制度集成。

然而，接訴即辦改革還面臨著諸多難題，如九龍治水、條塊關系如何進一步完善，五位一體中社會建設短板如何補，產權不清、產權復雜問題如何破解，多樣化異質性現狀背景下，政策統一性與靈活性等制度韌性如何增強等。未來，建議強化自治、共治、智治、數治，在一定單元內實現有訴自辦、有訴共辦，提高治理效能。

結語

接訴即辦改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京華大地形成生動實踐，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有原創性的首都經驗和首都模式。今年9月24日頒布實施的《北京市接訴即辦條例》，標志著北京市“接訴即辦”改革進入法治化發展軌道，也標志著“接訴即辦”改革固化為北京市基層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式。我們黨一貫強調思想建黨、理論強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把堅持理論創新作為百年奮斗歷程的寶貴經驗之一，因此，推進接訴即辦改革也需要在理論上不斷進行創新。

（專家觀點由邱倩、邢英豪根據會議發言整理，經專家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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