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与应对分析

    【摘要】2012仍然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的一年。现实空间与网络社会的交织，公民和网民的双元性存在形式，使得转型期积淀的结构性矛盾与社会性负面情绪以更为激烈更为完整的方式呈现出来。2012年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与应对特点既有过往的延续，同时也凸显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特色。

    【关键词】事件链 焦点事件 信息茧房 转型陷阱

    刚刚逝去的2012仍然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①]高发的一年。危及社会稳定并具有公共性质的突发事件此起彼伏，网民在网络社区、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持续评说、议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合力传播，一次又一次引发舆论热潮，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事端、事件，则会被舆论推向更高更热的态势。本文研究的突发公共事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天灾人祸引起和造成的突发公共事件，另一类则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突发公共事件”：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借助网络的放大而瞬间引爆舆论，演化为影响力大、涉及面广的公共事件。本文依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每日舆情相关数据进行初筛，进而根据百度高级搜索平台及新浪微博平台，筛选出舆情热度值在10000[②]以上的42起突发公共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来探析2012年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与应对特点。

    一、2012年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特点

    2012年，舆情热度值在10000以上的突发公共事件中，自然灾害类事件2起；事故灾害类事件4起；公共卫生类事件15起；社会安全类事件11起；官员言行不当及腐败行为引发的事件10起。现实空间与网络社会的交织，公民和网民的双元性存在形式，使得转型期积淀的结构性矛盾与社会性负面情绪以更为激烈更为完整的方式呈现出来。2012年的舆情特点既有过往的延续，同时也凸显着社会发展中的新特色：

    1、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成为突发舆情的重要触发因素，社会共性情绪与事件共振，使突发事件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为公共事件。

    社会共性情绪既是舆情发育的缘由,也是舆情扩散的动力。现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性情绪会成为某个事件不断传播及其舆情不断产生的内在动力。这也是各种涉官涉腐类事件会产生海量舆情并形成舆情广泛扩散局面的重要缘由。涉官涉腐类事件一直是近年来舆论关注的焦点，包括官员言行不当、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等事件，2012年涉官涉腐类突发公共事件呈增多趋势，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实名举报、网络爆料明显增多。排在舆情热度前十位的事件中，“微笑局长”手表门事件、重庆官员不雅视频事件、广州越秀区委常委殴打空姐事件、陕西镇坪县大月份孕妇引产事件等均属于此类事件。跟踪十八大后的网络新闻报道大发现，从十八大闭幕至年底一个多月时间，涉官涉腐类网络事件，特别是官员腐败事件多达23起（见附表2），多数源于网络爆料，其频度之高前所未有。

    民生问题，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及拆迁等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突发公共事件，其背后也都隐现着社会转型进程中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重经济、轻社会”的传统发展思维使得经济利益诉求极端突出和强化，从个体到群体，从组织到政府，片面的经济利益导向引发的危机与隐患层出不穷，也进一步加剧着社会的断裂化趋势与结构性矛盾。民生问题凸显仍然是2012年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的显著特点，“毒胶囊”事件以1308533的热度排在今年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热点的第三位。广西镉污染事件、宁波镇海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均缘起于环境污染，后三起事件中，当地民众围堵市政府及交通要道，演化为群体性事件。云南巧家爆炸案、辽宁民警枪杀村民事件则均由拆迁问题演变为暴力事件。

    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许多内隐的社会问题通过网络空间得到彰显，交流与共享通道的搭建使民众情绪得以汇聚发酵。情绪本身具有明显的同频共振规律,网民在社会交往中会形成一系列特定的情绪,这些社会情绪成为网民的一种生存状态,当某种事件与特定社会情绪相关联时,网民的社会情绪会被激发,而事件又会反过来强化这一情绪,形成事件与情绪的相互强化与共振现象。由于社会情绪的作用,特定事件舆情会加速扩散,并在扩散中加剧舆情烈度。

    2、在舆情累积与模式化认知中“事件链”现象异常突出，一件舆情事件引发多件同类事件，此伏彼起，舆情弥漫与叠加效应明显。

    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突发事件,虽然具体情境各异，但也同时显现着共性因素,如涉官涉腐、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这些事件的不断发生会在网民认知心理中得到强化和固化,从而形成一定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又会因为同类事件的再发生而被强化和突出，一旦发生同类事件,网民的认知模式会在舆论的生发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本身已呈现出“链”化特征,与网民特定的认知模式相互激发，舆情在弥漫中不断叠加强化，形成汹涌的舆论潮。

    突发公共事件“链”现象是2012年突发公共事件的一大突出特点。“事件链即一起舆情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引发与之相联系或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其他舆情事件的爆发，舆情事件之间呈链条分布，而非单一的散点分布状态。”[1] “事件链”现象主要体现在由网络舆论引发的涉腐事件及环保类群体性事件中，受舆论的影响与鼓舞，相继出现新的爆料人，揭发同类人物、问题，引发公众对现象的深入反思。继陕西延安8?26特大车祸事故现场一张官员突兀的微笑照片引发“表哥门”之后，官员的“表”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网友又爆出福建厅长“表哥”。广州番禹坐拥21套房产的“房叔”蔡彬被揭发后，网友爆出深圳市龙岗区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元资产，拥有私家别墅、厂房、大厦超80栋，被戏称“房爷”；山东网友实名举报日照市东港区人大副主任陈文祥非法占有多处房产；次日，天涯社区爆出广东顺德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拥有两处房产，外加商铺，价值上亿元；郑州爆出二七区房管局局长90后女孩拥有11套房产；合肥曝方广云以亲属及他人名义非法套取侵占拆迁安置房136套；河南宜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又被曝拥有十多处房产。这些爆料，尽管真假尚待查实，但它引来海量“围观”，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潮。

    环保类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具有相当的偶然因素，但在同类事件中不同地域的行为主体会相互参照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在客观上呈现出“事件链”特征。7月2日，四川省什邡市群众到市委、市政府聚集，要求宏达钼铜项目下马，最终达到目的。7月28日，江苏启东数万市民示威抗议王子纸业集团修建排污设施。10月22日，浙江宁波镇海区又出现群众反对PX项目的集体上访。这些事件，连续发生、相互交织，形成一波又一波强大的舆论叠加效应。

    3、网络传播强化认知的“信息茧房”，在建构网民集体认同的同时,也凸显着反向型认知。“无原则同情弱者”情绪仍在狂欢，“网络流行语”成为互联网上“弱者的武器”[2]。

    在《信息乌托邦》中，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公众的信息需求往往是跟着兴趣走，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他认为网络虽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制造的却未必是无限开放的社交平台，桑斯坦用“回音室”隐喻了网络时代传播的局限：因新技术带给了人无限过滤的能力，个人能依照癖好，定制消息；网络也以“协同过滤”的方式，提供消费者偏爱的信息，投其所好，自动隔离了别的意见，从而会增强网民心理的定式化与程式化。[3]从网民认知态势看,网民群体尤其是草根网民群体己形成了一系列反向型认知,如对政府、官员、专家等群体的话语或观点倾向于从反面理解，而当结构性舆情因素发动时，网民往往会一边倒地对弱势群体无原则同情。

    2012年，网络舆论场中“无原则同情弱者”的情绪仍在狂欢。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恶性伤人案，一名17岁男子持刀砍死一名27岁实习医生，重伤3人。而某网站有6161人参与的调查中，竟然有近2/3的人（4018人）表示“高兴”！连杀人狂周克华，网络上也有人为其叫屈，认为他是“英雄”，是“行侠仗义”，是弱者的反抗。这种无原则的情绪狂欢，反映出岌岌可危的社会关系结构，值得警醒和关注。

    突发公共事件是网络流行语诞生的摇篮，“躲猫猫”“俯卧撑”等均是突发公共事件中衍生出来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带有调侃和戏谑的意味，网友在戏谑中，体会到了藐视、突破甚至颠覆既有语言权威的快感。与往年突发公共事件中衍生出来的网络流行语多以当事人的雷人话语命名不同，今年突发公共事件中衍生出来的网络流行语如“表哥”“房叔”“湘潭神女”等多指向事件中的当事人，“哥”、“叔”、“爷”在汉语中是对长辈、长者的用词，“神女”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赞语，网民以此称谓贪腐者或疑似贪腐者，深藏讽刺意味，体现了弱者的无奈与睿智，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描写的马来西亚农民，以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暗中破坏等表达着弱者的反抗。

    4、网络时代社会权力一定程度的转移推动突发公共事件向“焦点事件”转化，成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出台、劳教制度改革的触发“机制”。

    迈克尔·曼分两个层次来界定社会权力，第一层涵义，曼将社会权力界定为凭借资源对他人实施的控制；第二层涵义，曼认为帕森斯已经正确地提到权力的第二个集体性方面，即人们能够在合作中以增进他们对第三方或者自然界的权力。[4]在互联网时代，更简单和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群体意识，传播技术的发展消除了信息的地方局限和集体性反应所面临的壁垒，从而改变了公众反应的范围、力度，尤其是持续的时间，[5]个体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开展社会协作，在信息流动中权力由传统权威向草根阶层有了部分让渡，这点从突发公共事件向“焦点事件”的转移可见一斑。

    托马斯·伯克兰在1997年提出了分析危机传播的新视角“焦点事件理论”,将由社会变革和冲突而产生的突发事件称为焦点事件，其在设置公众议题方面具有扮演主要角色的能力,虽不能改变政策,但它可促使公众长时间关注某件事,这样为新的法律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机会之窗。2012年，“微笑局长”手表门和“房叔”蔡彬坐拥21套房产等事件，使出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呼声再次高涨，网络舆论从对事件表象的关注转向对制度的反思，传统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湖南永州上访者唐慧被劳教事件不断发酵，引发了民众、媒体、学者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存废的大讨论，舆论开始向在中国施行了50年的劳教制度发起冲击，事件直接推动了南京、兰州、郑州和济南四城市劳教制度改革试点。陕西安康大月份孕妇被强制引产事件，则引发社会公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三、2012年度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特点

    2012年，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与微博等自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使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传播更快更广，对各级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2012年，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方法和路径上有所调适和探索，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呈现如下特点：

    1、政务微博“集团作战”，开启了多部门在微博矩阵中联合办公的新时代，为官方信息在舆论场重获话语权的机制创新带来新的经验和启示。

    继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元年”之后，2012年政务微博延续了高速发展态势，增长率和活跃度都迅猛提升。根据新浪微博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发展报告》，截至2012年10月底，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达到60064个，比去年同期净增41932个，增长率达231%。[6]截至2012年11月30日，人民微博平台经过认证的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微博数量超过12000个，12家中央部委级机构微博和百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微博在人民微博与网友互动。[7]政务微博成为政府部门执政为民、为政亲民的有力渠道。政府部门使用政务微博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回应网友诉求、积极辟谣、和网民良性互动，对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成功的贡献率大幅提升，成为今年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的突出特点。

    鉴于微博成为舆论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场域，政务微博积极介入民间舆论场，积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为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开辟了便捷通道。在7?21北京特大暴雨灾害中，以@北京发布为首的北京市政务微博群彻夜运转，将微博信息发布和抗洪救灾同步进行，利用政务微博第一时间发布灾情及救援的权威信息；第一时间回应网民诉求，线上线下联动抢救灾民；及时辟谣，避免谣言传播引发的次生灾害及负面情绪在网络中发酵。7?21北京特大暴雨是2012年政府部门运用政务微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典范，2012年的多起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都有政务微博的身影，政务微博成为相关政府部门主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第一平台，政务微博的及时介入及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为更好解决突发公共事件奠定了基础。

    2、 “微博秒杀”与“掩、堵、捂”现象并存，政府部门舆情意识增强与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呈现出区域性的断裂特征。

    网络即时、迅捷的信息传播方式对政府部门应对速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012年，政府部门回应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速度和力度都超过了以往。重庆市纪委对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的处理刷新了网络反腐的查处记录。11月20日，网上爆出不雅视频，2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已关注相关内容，正在了解核实”；23日，雷政富被免去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立案调查。从不雅视频被网友曝光到当事人被免职，仅仅间隔63小时。有网友称，“63个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被微博秒杀”。从天价烟书记周久耕历时近半年被免职，到今年“表叔”、“房叔”历时近一个月被免职，再到雷政富事件中的63小时，政府部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与效率受到广泛肯定。

    当然，在政府部门舆情应对速度明显提升的同时，少数政府部门面对网络，“掩、堵、捂”的传统应对思维仍然存在。天津蓟县火灾事件中，面对网友对死亡人数的质疑以及对其他热点的关注，官方没有积极回应，在冷落民意的同时使谣言迅速蔓延。广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在公众对真相的渴求前沉默，一直没有对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涉嫌殴打空姐一事给予说明。此类做法在2012年虽属少数，但仍值得重视，它反映出政府部门在舆情应对方面，认识还很不一致，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还相当不平衡。

    3、民意倒逼，群体性事件处置方式理性提升，由“对峙型思维”向“妥协型思维”转化，但在尊重民意的主动行为中隐现着迫于压力的被动选择。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以往政府部门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多为忽视群众利益的高压方式，2012年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却显现出与以往迥别的理性处置方式，其中结束于2012年初的乌坎事件堪称典范。在此次事件中，广东省委没有将乌坎人民的群体行为加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是理解其利益诉求，派出工作组与村民进行理性对话和良性互动，最终使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在之后的启东事件中，面对情绪激昂冲击市政府的民众，启东市政府也表现得理性、克制，没有视民众为“暴民”，甚至市长被扒去上衣依然以诚相待，市长微笑的照片被网友争相传播、赞扬。启东市政府在充分听取民意之后，表示永久停止“污水排海工程”。 目前的问题在于，在事件初始阶段民意不被重视，而当舆论沸腾事态失控时政府部门才开始运用“妥协型思维”思考和处理问题，值得反思。

    中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如果处理不好，尖锐的矛盾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借助网络传播，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也易于引起围观民众的共鸣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会给当事地方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当传统惯性思维下的决策激起强烈的冲突时，这种压力会带来决策上的另一个极端，甚至形成一种模式，即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和社会矛盾的关系来说，一个好的社会，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其制度和结构是坚固的，有容纳社会矛盾的能力。第二，有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8]。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听取民意、科学调研的重要性，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要能意识到矛盾的利益诉求基调，而不再赋予其尖锐的“政治色彩”，尊重民意，在全国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使博弈与妥协成为解决问题的程序和原则。

    四、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思考与建议

    1、政府公信力和体制的基本价值基础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资源，十八大后，网络举报进入高密度暴发期，如何及时回应、查处并予以制度化保障，是今后一段时间网络舆情处理的重要内容。

    2012年，以“微笑局长”为代表的涉官涉腐事件多发，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涉官涉腐事件密集爆发，反腐之风劲吹。从11月20日网友通过微博实名举报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到12月底记者实名爆料称郑州市房管局某官员女儿拥有11套经适房，平均每两天就有一起涉官涉腐事件爆出，其中多为网络举报。2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免职，其中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被举报调查的省部级高官。高频度的网络举报得益于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对反腐败的高度重视，可以预见，2013年网络反腐势头不减。

    综观十八大以来的网络举报事件，相关部门能够积极应对，及时做出回应，并主动邀请爆料人进一步提供详细信息、协助调查，在查处速度上刷新了网络反腐记录，但仍有一些地方部门应对网络举报的素养亟待提高。面对密集爆发的网络举报态势，如何提高政府部门及官员应对网络舆情的素养，及时回应并查处网络举报、给民众以交代，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处理网络舆情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互联网日益成为群众表达诉求、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平台，“网络反腐”的成效有目共睹。“网络曝光——形成全民围观——最终倒逼内部调查”已形成一种固定模式[9]。网络反腐的“风行”，也反映出我们的反腐制度还有待完善，网络反腐应成为制度反腐的补充，成为能够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的信息渠道。当然，网络反腐也存在着泥沙俱下，谣言、中伤等不可避免的问题，在鼓励反腐形式的创新和鼓励全民参与监督的同时，也应对网络反腐存在的“误伤”等弊端保持警惕。总体来说，这种经网络曝光，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能有效补充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正改变着中国的反腐格局，加强制度反腐是新时期反腐的关键所在。

    2、打破矛盾恶性循环的逻辑链条，规避“转型陷阱”，建立利益冲突协商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

    “转型陷阱”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像乌坎这类事件，就是转型陷阱的一种表现。违反规则和法治的事情积累多了，现在即使想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都越来越困难，因为弄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转型陷阱在环保类突发事件中尤为明显，2012年，在短短三个多月内，我国连续发生三起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四川什邡出现群体性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停止该化工项目；江苏启东、浙江宁波出现群体性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如法炮制，也在第一时间宣布停止项目实施。2012年发生的三起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均遵循了近乎相同的演化模式：项目悄悄上马——部分群众发现后表示反对，相关部门置之不理——更多群众上街——微博闹大，全国关注——政府表示“耐心倾听群众呼声，充分考虑民众诉求”——项目下马。三起事件连同以前的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等相互映照，强化了人们预期：通过正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难以奏效，采取非正常方式使事情闹大才能实现利益诉求。

    这些“一闹就停”的项目，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悖论:如果说项目立项、上马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决策是合乎程序的，停止该项目便是首长意志、不符合决策程序的；如果说停止该项目是正确的，原来立项的决策和论证就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在政府取消项目后，沸腾的民怨虽然暂时平息，但悖论和问题仍旧存在，唯有建立起科学的民意表达机制和利益冲突协商机制才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链条的有效路径。

    3、建构网络“人行道”模式，推动信息全面理性扩散；线下管理与线上管理结合，激发社会活力。

    除机制的建立外，突破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壁垒，促进更为全面、理性的信息在全社会的流动，还需要建构网络的“人行道”模式。在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看来，无论是物理空间的街道、公园，还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都属于公共领域，都应像“人行道”一样，可能会遇到种种意料之外的情景，不同的人群会体认到新鲜体验；那些未经事先筛选而遭遇的情状，会引发人们的言行互动[10]。探寻不同网络圈子的信息有效流通模式，能够增加社会湿度，使社会更为理性和宽容。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信息发布低门槛、受众广泛、信息量大、实时发布、互动性强等特点，网络成为促进政府与网民互动、通达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2012年，政务微博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倾听民众呼声、树立政府形象、群众政治参与、助力突发事件解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将网络的运用与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将线下管理和线上管理巧妙结合起来，将民众纳入协同共治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附表1 2012年度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热度统计表

附表2 十八大后被网络举报、调查官员一览